2012/5/1 16:05

深圳罗湖口岸，用小推车从香港成箱购买进口奶粉的消费者。

双方观点一对比，不难发现，奶农和消费者遭到了所谓“国情标准”的绑架。首先，消费者作为最终为产品买单的人，却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被迫要求消费品质更低的乳制品。另一方面，奶农被冠上“技术差”、“要照顾”的帽子，不仅成为千夫所指的矛头所向，而实际上，一旦消费者减少消费本土乳制品，奶农作为产业链上最弱势的一环，最终将被逼得完全无法生存。

一个行业两大协会“暗战”多年

透过此次事件，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和中国奶业协会两派之间的对弈再一次浮出水面，这是双方继“禁鲜令”之后的又一次剧烈碰撞。既然同属中国乳品行业，为何两家协会却屡屡针锋相对？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上述两个行业协会分属不同主管部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的上级主管是原轻工部，而中国奶业协会由原中国乳业协会与原中国奶牛协会合并而成，在业务上属农业部主管。有知情人士透露，长期以来，由两大协会统领的两大乳业势力之间分歧严重。形成了“城市型乳业”和“基地型乳业”（代表企业伊利、蒙牛等）两大派系的分庭抗礼。此前，双方曾经围绕“禁鲜令”暗战多时，乳制品工业协会代表的是主张禁鲜的一派，而中国奶业协会则是反对的一派。之所以几乎每次乳业标准出台都会引发争议，也是因为两个协会之间的博弈。这也不禁让人生疑：多种力量和利益的博弈，是否正是近十年来国产乳业频频出事的重要原因？

消费者用脚投票 海外“走粉族”被迫壮大

记者发现，近日乳业标准引发热议事件再一次让消费者心中蒙上阴影。“我原来挺不理解身边那些千辛万苦跑到香港、澳门去买奶粉的家长，这么折腾何苦呢。去年儿子出生了，我老婆也凑上了去香港‘走粉’的热闹，还被我笑了好几回。现在看来，也许傻的人是我自己。”市民赵先生无奈地说。他表示，原以为三聚氰胺风波过后，最新实行的奶业标准应该是最严格的，也是最让人放心的，没想到现在居然被指责为“全球最差标准”。

近期，中国购买力外流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事实上，除了奢侈品之外，近年来中国人到境外抢购婴儿奶粉早已成为一大趋势。虽然婴儿奶粉价格不比奢侈品，但其消费量却十分惊人。一位家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己的孩子基本上一周左右就要“报销”一罐900克的奶粉，一个月就要4罐，仅奶粉一项支出每个月就要上千元。为图省事，许多家长都是一箱一箱奶粉地买，海外“走粉”族的队伍也不断壮大，从临近港澳地区的城市迅速扩大到内地城市。

而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到海外“走粉”的家长，则宁愿忍受国内外资品牌奶粉掀起的一波又一波涨价潮，也不愿意买国产奶粉。还有一部分消费者，则千方百计通过网络或者其它方式帮衬“海外”代购奶粉。《2010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示，截至去年6月底，海外代购的市场交易规模达到了78.2亿元。其中奶粉是最主要的海外代购品之一，所占比为17%，排名仅次于首位的化妆品。因此可想见，国人仅仅在奶粉上面外流的购买力有多巨大。

利益集团是否左右标准制定？

一位奶业人士认为，短期流失的市场对于本地奶业来说还不算致命打击，“消费者日渐流失的信任和信心，才是国内乳业面临的巨大挑战。”该人士表示，处于弱势的消费者虽然无法左右不同乳业阵营之间的争斗，却可以“用脚投票”。因此，要修补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的信任，并非简单地说一句“没有必要从海外买奶粉”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行业以一种诚恳的、开放的姿态面对消费者，并自觉请求消费者监督。

回到这一次引发争议的乳业国标，之所以遭到各方责难，也是因为标准制定的方式遭到质疑。面对王丁棉抛出的“伊利、蒙牛等大企业绑架标准”的言论，上诉企业都以炒作为由表示“不回应”。而曾参与乳业国标制订的西部乳业发展协作会执行副会长魏荣禄曾向媒体证实，乳业国标最早做初稿时，蒙牛制订巴氏奶标准，伊利制订超高灭菌奶标准，光明制订的是酸奶标准，“这对国家标准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苏振华评论指出，类似的利益集团左右公共政策的现象，并不鲜见，在石油、电力、电信等行业广泛地存在。

“企业有没有绑架标准，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类国家标准，完全没有消费者的声音，我们只能百分百被动地接受。”任职公务员的老刘提出，现在连水费涨价的士涨价都会召开听证会，邀请市民作为听证代表反映意见。为什么像牛奶这样关乎生命安全的食品的标准制定，反而不能让消费者参与？“要得到别人的信任，必须让别人知道你在干什么，而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捣鼓。”黄海云

(羊城晚报)